年终得到老板的红包或受到领导的嘉奖，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于是，日前有科学家借助脑成像扫描仪对这部分人的大脑进行探测，搞清了“奖赏”和“愉悦心情”的关系。那么——幸福感是由获得报酬产生的吗？
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发奖金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可是突然发现同事拿到的奖金比自己多，原本幸福的感觉立即大打折扣。
经济学家认为，财富的增加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人们对于幸福的感知与所获得的绝对报酬呈正相关。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幸福感却远远没能跟上财富的增长。
人们更关心相对报酬
近日有媒体报道，神经科学家通过激活人大脑里的腹侧组织层这个社会比较处理器，得到的结论是：人的确关心相对报酬。
经济学家在决策模型中将绝对收入作为确定幸福的因素。也就是说，人们的收入增加会使幸福感得到提升。然而经验显示，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更关心相对报酬，但其中的神经生理学机制还不清楚。
KlausFliessbach和德国同事的这项研究显示，相对于游戏伙伴的更多、相等或更少的奖赏能激活人的腹侧组织层———一个在响应和预测奖赏中起中心做用的大脑区域。研究人员用脑成像扫描仪同时测试一对研究对象，他们让研究对象完成一个简单的估计任务，并因此得到金钱奖励。研究人员首先给他们公平的奖励，由此得到腹侧组织层活动的一个基线。研究人员把奖励改成不公平的，发现腹侧组织层活动超越基线；即使研究对象没有做出决定，腹侧组织层也很活跃。
北京大学脑科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周晓林介绍说：“腹侧组织层是人类大脑中奖惩加工回路的一部分，在研究对象获得的奖赏与同伴有差异时，腹侧组织层被激活，并且其活跃程度与差异的相对量有关。例如在赌博过程中，往往人们关心与别人相比，或与自己预期相比的输赢程度，更胜过关心输赢的绝对数量。人类对相对社会地位的比较是很敏感的，这种相对地位的比较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相对报酬影响幸福感
幸福感是人们结合所处环境和自身境遇所做出的一种综合性的主观评价。在经济学中，幸福(Happiness)被定义为效用(Utility)，为了分析简便，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简化假设，将收入当作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这就是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的“幸福—收入之谜”。
经济学家从“比较视角”提出了一些可能性的解释，这些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
经济学理论中，人们对于相对报酬的关注来自于与社会平均水平的比较。其实在生活中，人们对相对报酬的关注也随处可见。比如过去大家住的都是茅草房，现在甲住上了瓦房，但是乙住的却是高楼，甲的幸福感可能不但没有提升，反而降低了。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也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
有科学家认为，对人们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不是绝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而是一个人与别人特别是与熟人朋友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和地位。哲学家罗素对此做过这样的描述：拿破仑曾羡慕凯撒，凯撒曾羡慕亚历山大。即使是成功人士，同样会对更加成功的人表示羡慕。
神经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与相对收入理论的解释不谋而合。大脑腹侧组织层的活跃程度与相对报酬的关联在神经生理学上表明，人类确实更加关注相对报酬。周晓林介绍说：“像这样通过神经科学的手段来探讨人类经济、社会决策背后的神经和脑机制就是神经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
在大脑中寻找答案
参加成功概率微乎其微的抽奖活动、难以抵抗眼前的诱惑而荒废长期理财计划……这些不符合经济学家的理论预测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司空见惯。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经济、社会决策的行为模式、心理过程及脑机制的关注在本世纪逐步形成了现在的神经经济学。
周晓林介绍：“心理是人脑的功能，人类的经济行为有其对应的神经机制，神经经济学就是利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探讨经济、社会决策行为背后的心理和神经机制。神经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主要在大脑部分。”
“借助于新技术的出现，同时有关心理、大脑活动的研究日益成熟，神经经济学才得以发展。”周晓林说，“神经经济学的研究手段包括单细胞记录、脑损伤病人测验、穿颅磁刺激（TMS）及脑功能成像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为探索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脑机制提供可能。”
“但也不能否认，当前神经科学研究本身也有其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神经科学研究只是一种相关研究而不是因果性研究，大脑的活动形式与特定的心理功能和行为之间的高度相关并不表示二者必然具有因果联系。大量研究结果还有待今后实验的进一步验证。”
